對本周人物雜志關于作家馬原的報道，投中網兩位作者張楠、竺晶瑩有話想說。
(資料圖)
以下來自竺老師：
乍一看，馬原是這個家里的“暴君”，他自造了一個城堡，讓妻子、兒子按照自己遵循了一生的信仰生活，按他喜歡的方式陪伴他。于是，眾人批判他的自私、偏執(zhí)。
我想，他或許不是個好丈夫、好父親，但他是個真作家。
因為只有一個真的作家，才會真實袒露自己的自私、偏執(zhí)，直面人性。
無疑，馬原在受訪中沒有粉飾自己，他只是如實表達著他相信神性，反對邏輯，并過于投入地將這一套信念貫徹到了他與家人的生活中。當馬格走了，馬原覺得兒子的一生都是快樂，沒有受到傷害，而使他難過的是，那樣好的孩子不能陪伴他了，僅僅是這樣。這種話很殘酷，但也多真實。作家的底色，唯有真實二字。
那么身為一個作家，別人就該縱容他嗎？原諒他的任性、自我、壞脾氣？作家，這個略帶天才的身份就值得抹平一切他在生活中的殘缺？其實世人不會原諒，但他也只能這樣活。在眾多身份中，他都做得不好，只有作家這個身份，他把其中的個性與自我完成得最好。遺憾的是，在這個過程里，他獻祭了旁人的自由。
以下是楠哥的想法，話比較多：
“神秘主義有時會帶來創(chuàng)作上的審美愉悅，但它不可以成為固執(zhí)主義?！边@是最近《人物》文章《城堡里的馬原》中，一位紀錄片的導演得知作家馬原之子馬格離世消息之后的感慨。
然而，“固執(zhí)”怎么會成為一種“主義”呢？排除基因和生理的因素，固執(zhí)一定是基于過往經歷而得出的經驗性結論，所以某種程度上，固執(zhí)其實是人生的路徑依賴。
投資人常講要“擺脫路徑依賴”，更將其視為創(chuàng)新的敵人，好像這是一個壞到不到再壞的詞，但在中國風險投資過去的20年，無論是基于消費互聯網的發(fā)展和創(chuàng)新，還是天使到IPO的成長型投資，其實都是一種迭代，路徑依賴可以理解為一種最基礎的信仰。
如果再往前翻一翻美國風險投資的發(fā)展，自英特爾開始，到現在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，不也同樣是“人是自私的動物”與“科學理性”的勝利嗎？一百多年了??！當然你盡可以嘲笑元宇宙的不切實際與炒幣、炒NFT的瘋狂，但毫無疑問這也是參與者思想的延續(xù)，有句藏族諺語是這么說的，“沒有死過，但病過”。
他自己疑似罹患癌癥，不接受上海的現代科學治療卻跑去海南“換水”，病情幸運的沒有惡化，馬原跑到西雙版納南糯山蓋了一座“城堡”，一邊過著遠離俗世的詩意日子，一邊享受“隱居抗癌作家”帶來的光環(huán)。
兒子馬格疑似患有心臟疾病，但馬原覺得心臟“不能動”，“我覺得我們依然可以用我的‘掩耳盜鈴’、‘視而不見’和‘自欺欺人’來面對疾病。”，還認為“上學沒用，見識重要”，堅持讓馬格待在身邊。
在《人物》的文章中，揭開了馬原朋友圈中“馬格沒出任何意外，沒有任何痛苦。是上天突然接走他?！北澈蟮囊唤?，善于譴責的人發(fā)現了把柄，原來所謂的“先鋒派知名作家”，其實是個偏執(zhí)到害死自己兒子的糟老頭子。
他心里的“我”太多了，裝不下兒子和妻子的任何感受和聲音，就比如文中的這句話，“對我來說，沒有比給他營造一個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家園更重要的事情?！?/p>
在馬原身上，路徑依賴是徹頭徹尾的悲劇，于是讀者出離的不解、憤怒，甚至有律師指出，馬原涉嫌虐待兒童罪。我自然也對馬原也全無好感，但除了文中的內容，我仍然希望知道，一個70歲的男人，這種路徑依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
比如《傅雷家書》里面盡是舐犢之情、養(yǎng)育之恩，被尊為中國教育的典范，但實際上，打罵、體罰是家常便飯，因為練琴走掉，傅聰甚至被傅雷抓住頭往墻上撞，連楊絳都認為傅雷“太殘忍”。傅雷呢，小時候也非常貪玩 ，讀書時總開小差，他母親就用滾燙的蠟燭油，滴在他的肚臍眼。
文章中說，直到馬原自己的身體再次出問題進了醫(yī)院，被診斷為嚴重心衰，他才對兒子馬格的心臟問題的看法有了改變，不再反對讓馬格接受治療，也習慣了給自己打胰島素，在今年初感染新冠后，馬原又被送到醫(yī)院搶救才脫險。
馬原逐漸擺脫路徑依賴的體現就非常清晰，但抗癌以前的路徑，太短了。悲劇已經形成，大多數人并沒有馬原此前的人生體驗，因此也大概率不會陷入與同樣的依賴，不過問題是，我們通過文章知道了馬原的偏執(zhí)與馬格的悲劇，除了責罵泄憤，還剩什么？
每個人的生活條件、教育背景、人生經歷并不相同，如果只是為已經釀成的悲劇找出一個責任人，然后給出一個偏執(zhí)的結論，事情倒是也簡單，但與此同時，也忽視了人的復雜性和生命中那些不可控的因素。
和菜頭將馬原式的中年人比作“克蘇魯”，我還特意去查了一下原意，百度百科上是這么寫的，“克蘇魯是指克蘇魯神話中最知名的舊日支配者，代表著未知、巨大、恐怖”。
他的比喻是，中年領導者下班不回家，讓一群年輕人以開會、閑聊的名義圍坐在自己身邊，“克蘇魯伸出無數觸手，從這些年輕人上汲取生命的精氣”。
沒有年輕人想聽一個中年人絮絮叨叨自己的過往和處境，年輕人有自己認識和感受世界的方式。中年人走不出閱歷、經驗、財富、地位甚至失敗塑造出的死胡同。死胡同的意思是，你有可能把自己架到一個上不去又下不來的位置，或者認為必須要相信自己。
于是有些中年人成了操縱年輕人的“克蘇魯”，年輕人對中年人如何走進一條死胡同沒有興趣，盡管他們現在可能連胡同口還沒走到，盡管他們也有那一天。
我曾和一位投資實習生聊天，在她表現出對投資行業(yè)的極大熱情和欲望之后，我一方面自然地送上鼓勵和贊賞，但不自覺的勸她欲望太強有時候容易受傷。事后我非常后悔，跟同樣認識她的曹老師檢討，“中年男人的油膩病犯了，逮誰跟誰上課?！?/p>
所以中年人又是卑微的，尤其在面對公眾時，強硬到常跟粉絲互懟的和菜頭，也開始為中年的身份而反思、檢討：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不要“壁畫”，不要克蘇魯。
有了身為中年人這道護身符，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揭發(fā)中年人之卑劣?！芭吕?，所以要染發(fā)拉皮。怕死，所以要有機養(yǎng)生；怕窮，所以會變得吝嗇貪婪；怕過氣，所以要學新調彈新曲；怕無力，所以要在周圍安排一圈毫無抵抗，易于操控的人；怕跌落階層，所以要去邊遠之地當地主，扮隱士”。
我是中年人，我反思是因為我努力過，我承受過，我懂得他人的苦，我經歷過人生的難，我心里還有道德，還有是非，不是他媽的只有我錯了。
如果將擁有新生活、新觀念、新思潮的年輕人與中年人，或者再上一輩做個對比，哪種先進或哪種愚昧不是相對的？哪來絕對的對與錯？
一年多前，我在 《LP小心，多少GP的投決會“淪為擺設”了？》提到，一些VC的核心決策人長期脫離一線、停止思考，有位投資經理向我“精準吐槽”，“大老板在中國做了十來年VC，管了幾期基金，早已經看不懂賽道，言必稱‘現金流管理’。”
這樣的決策者毫無疑問是“克蘇魯”，但如果放在去年，其實注重現金流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再往前，自互聯網時代來臨，巴菲特從大師到“廉頗老矣”，都不知經歷了幾個來回了。
前陣子我同事劉燕秋的文章里，一位基金合伙人講了自己的處境：合伙人要跟投，十多年如果拿了100塊工資，投出去的卻有200塊，投資人MOIC、IRR、DPI什么都要，要招商，還要反投，結果是家里人不滿意，LP也不滿意。
去年投中閉門會上，一位從業(yè)20多年的人民幣基金合伙人真誠地發(fā)出感慨，公司IPO不知要排多久，募資更是難，市場化資金、險資都不給力，刁難你的LP什么要求都敢提?！?022年是最想退休、放棄的一年?！?/p>
中年投資人的死胡同，不是沒法和成就、失敗和解，而是不知道何時會被逼著放棄。
馬原是知名作家，同時期的余華靠《活著》活著，作品的保質期經久不衰，再過幾十年可能不用愁銷路，文學作品的保質期最久，所以他們的路徑依賴最重。馬原囿于經歷和體驗，用偏執(zhí)忽略了責任，我們已經看到了結果，這是他的局限，他的悲劇。
投資人的作品是一個個“home run”，保質期略短一點，面對商業(yè)概念迭代，老一套還能行得通嗎？我不知道，但你把路徑依賴按下去，它又會不斷彈起來，就如前兩天我寫的那篇文章，一個水下清潔機器人，天使輪估值10億——還是消費互聯網那一套。但這又如何呢？人迎接變化的時候，就非得殺死過去的自己嗎？
每個人的作品都有保質期，每個人的人生都有死胡同，但沒幾個人胸前有小紅花，沒人得到獎勵去感受其他人命運的掙扎，當你發(fā)現一位中年作家被殘忍以待，其實還不都一樣，誰又會對中年投資人心存悲憫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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